大约是我在第二次壳的问题上明显慢半拍的缘故，或者是我知的内幕太多的缘故，作行到这个阶段，杨老板找了一个明的理由将我撤了下来，由另外一拨人上来完成运作。

他想到了国家委。

市总量，不得突破。所谓"条块分割"，就是对这50个亿的总盘切糕，省、、委切，基本上是每个省、每个或每个委各分一个亿。这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凡是在那个年代上市的公司都是小盘，因为对的某个省或某个委来说，既然总共只有一个亿的份额，给一家上是上，给几家上也是上，不如多分几家小盘公司，多上几家。最明的当然还是上海人，他们居然推通盘只有800万的超级小盘。甚至比如今创业板的本还小。反正国有企业是可以任意切割的，反正多上一家是一家，先上去再说，上去之后再扩，扩比新上市容易多了，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杨东升的分析，国家委也是"委"，委比省半级，当然也可以分到上市额度，而当时的国家委及各地方委和他们的下属机构不是机关就是事业单位，委下面好像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企业，就是有也很少，至少不会像第一投资和国份这样咄咄人，因此，完全可以从国家委这里分一杯羹。

从北京回到海，才知所谓"更重要的职位"并不是总裁，也不是副总裁，而是公司CIS总经理。谁也不是傻，我当然知这个所谓的"总经理"还不如原来的发展经理重要，当场有一上当受骗的觉。我觉杨老板太小瞧我了，或者说他太看自己了，居然把这样的雕虫小技不拐弯地直接用在我上。于是，就庆幸自己当初幸亏没有把对总裁的怀疑反映给他，甚至反过来想，如果当初确实是总裁玩了老板，也可以理解，一定是老板先辜负了总裁，总裁才那样的。可见，面对同样一件事情，人的主观立场发生了变化，看问题的角度也立刻跟着变化，这样，本来清晰的是非就变得模糊，甚至颠倒过来。

前面我说过，杨东升的智商比我，我这样说不是谦虚，而是事实。事实是：在我们看来明明是走不通的路，杨东升敢走，而且是理地科学地去走，结果真走通了。我和他的差距不大，就差一，这一是：他比我先想到，先看到，先到那么一。当我认为壳不行时，杨老板认为行，并且去了，结果成了。

我从北京回到海的时候，总裁和副总裁都已经离开那里了，我没有和他们见上一面，如果见上，照正常的礼节大家是要在一起喝顿酒的。如果那样，说不定喝着喝着就会一起说老板的坏话，甚至说着说着，随他们一起离开也不一定。几年之后，我去成都差，还专门见过总裁一面。但仅仅是"一面"，总裁虽然赋闲在家，却仍然保持当初的架，与他当年的下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他并不知此时的我正在一家大公司担任级职位，实际权力比当初他在顺达的时候大，如果知，或许会客气些，如果那样，我们就可能说到当初发生在顺达公司的一些事情。可惜没有，加上我当时只是路过成都去西昌席卫星发仪式，来去

想到了还要到。为了到，我们行了心策划。首先，我们赞助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一次邀请赛，定名为"顺达杯桥牌邀请赛"。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会长是一位曾经职位很当时退居二线的德望重的老同志，更重要的是，名誉会长是当时国家委主要负责人父亲的老领导、老上级、老朋友，这位主要负责人喊名誉会长"叔叔"。如果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桥牌邀请赛，国家委主要负责人是不会席的，但这一次不一般，这次由于他叔叔参加，所以国家委主要负责人就必须要席，特别是他叔叔刚刚退居二线，如果这时候他不席，叔叔怎么想？其他老同志们怎么看？其实国家委主要负责人席一次全国的桥牌邀请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这件平常的事到了杨东升手里就可以让其发挥不平常的作用。我们正是通过这次桥牌邀请赛与国家委建立了联系，与国家委主要负责人建立了关系，并最终促成国家委从国务院拿到了上市份额，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个份额壳成功。

所谓"明的理由"当然是提。因为这时候原来招聘我的总裁和副总裁已经相继离开公司，并且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大批公司骨也相继离开顺达，于是，公司理层支离破碎，杨老板就是在这个时候派我回海总担任"更重要的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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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个新政策，我们的壳思路也必须本调整。因为我们要想壳，就好比是想从别人碗里分一杯羹。分上海人的肯定不行。上海人那么明能让我们来分吗？分海南本地的也不行。海南本地也是僧多粥少，第一投资、国份、六合农业等知名企业个个急不可耐，现成的实公司都排不上队，岂容我们来壳上市？事实上，不仅上海、海南的粥我们分不到，其他任何省市的上市份额我们都不可能分到。哪里的人不明？何不是僧多粥少？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策背景下，壳暂时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