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难题去见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你在那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我在天堂里。当然，克·吐温很为表哥兴。但问下去就不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什么烟？回答是不烟。再问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来和我们相会。这个境和我们有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只能静待外国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一九二零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在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事还是洋鬼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加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听了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常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神原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追求智慧者的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

作为驴之友，我对的人也有一敬意。通过刻苦的修练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打算当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特殊的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一个骡式的折中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这样的答案。我更喜驴的想法：智慧本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是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兴。

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难题是相对论和湍。他还以为后一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只有那些知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倾向是一解毒剂。